在茫茫大上海尋蹤蔡威當年的足跡，我們從已知的資料中去研究去分析，得出若干線索和推論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實地踏訪，去上海相關(guān)部門和檔案館查詢資料，以便印證核實。
2008年12月8日至17日，我和三位蔡威研究會名譽會長葉明祥、鄭貽雄、蔡述波一行專程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拜訪了總參某部、國家安全部、軍事科學院、中央檔案館、上海市國安局、上海市黨史辦等單位的歷史研究專家，就有關(guān)蔡威當年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情況進行艱難的追蹤。
一、查無此人
蔡威曾在上海大學和同濟大學兩所知名學校學習，之前上過美國人主辦的惠靈英語?？茖W校。線索指向十分明晰，一是寧德蔡氏家族人提供;二是閩東籍同在上海求學的潘玉珂證明材料。潘玉珂是這樣回憶的：“我是1928年年底才到上海美術(shù)專科學校學習的，那時蔡威已到上海了。我到上海一段時間后，他來找我。在上海見到他與在福州的寧德會館時的情景差不多，他還是老樣子，我還笑他說：‘你怎么老是穿這件長衫?’他經(jīng)常穿的是咖啡色的嗶嘰長衫。蔡威對我講，他是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具體什么系我也不懂得，他對我講是政治經(jīng)濟學這一類的。我念四年，是民國21年即1932年畢業(yè)。當時在上海還有兩個同學，一個是福安縣周澤萬，一個是寧德城關(guān)的林國章，他們都是共產(chǎn)黨員。周澤萬在暨南大學讀書，林國章在吳淞大學讀書。我們四人聯(lián)系比較密切，逢星期天，四人經(jīng)常在一塊。我住的那地方是大家經(jīng)常來的地方。林國章從吳淞來，周澤萬從暨南來，蔡威從同濟來。蔡威距我那里最近。大家聚在一起談天，探討問題。聚會時，他們的言論對我是有影響的。有時，他們還拿了一些進步的書籍，甚至黨組織的書給我看。當時蔡威與周澤萬聯(lián)系較多，有時，他們叫我送信給周澤萬，周澤萬也叫我送信給蔡威。這樣，我曾多次替他們傳遞消息，記得蔡威的代號是‘C 小姐’。”
從左至右：陳國秋、張東征、葉明祥、鄭貽雄、祝秀山、蔡述波
1985年6月，馬文波將軍帶領(lǐng)軍方丁德潤大校等人從北京到上海，事先通過軍方駐上海的二局機構(gòu)查閱了上海大學和同濟大學的學生學籍檔案資料，結(jié)果令人失望，查閱結(jié)果是上海大學無蔡威、蔡澤鏛、蔡景芳此人，同濟大學也一樣，查無蔡威、蔡澤鏛、蔡景芳此人。軍方在上海的二局機構(gòu)是神通廣大的，若有是輕而易舉能查到的，但結(jié)果卻是查無此人。
丁德潤大校與我詳細地交換了上海大學和同濟大學的查詢情況。他說，同濟大學的學生學籍檔案非常齊全，若有在此校就讀，那是一定能查到的。我和丁德潤說了我的看法，潘玉珂是1928年底在上海見到蔡威，聽蔡威本人說是在同濟大學就讀，同時在上海的閩東老鄉(xiāng)周澤萬在暨南大學，林國章在吳淞大學，四位老鄉(xiāng)周末經(jīng)常聚會。這里有兩個細節(jié)：一是1928年底，蔡威是1927年9月離開寧德到上海，也就是說到上海已有一年多時間了。大概率分析，已經(jīng)在上海重新找到黨組織了。二是潘玉珂只聽蔡威說是同濟大學就讀，具體什么系不懂，或是蔡威有意不說。通常老鄉(xiāng)在一起，對學什么專業(yè)是有交流的，似乎是蔡威有意模糊不清。因此，我的推測是蔡威是以在同濟大學求學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或是在同濟大學旁聽，或是在同濟大學從事學運工作，是否入同濟大學學籍，那就另當別論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不用真名入學。
在上海大學查詢蔡威的學籍相對困難一些，但也是—無所獲。自然，上海惠靈英語?？茖W校由于變更的因素，更是無從查詢。
丁德潤感慨地說，大上海太神秘了，從軍方在上海的二局機構(gòu)去查都沒有收獲，你們地方上如果去了解恐怕更難。
果然，我們?nèi)ゲ檎覠o果。包括隨后幾年，我們多方多渠道尋蹤，均無結(jié)果。
神秘的大上海，謎一般的蔡威，也許無影無蹤才是最好的保護。
二、“福建1人”是否就是蔡威?
總參某部部史辦政委祝秀山大校是一位沉穩(wěn)而又熱心的人，算起來，我們是第三次向他匯報工作了，平時還有電話上的溝通。祝秀山對蔡威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這段歷史給予極大的關(guān)注。在我們進京匯報之前，他就收集了有關(guān)黨中央“特科”在上海創(chuàng)辦無線電臺的資料和當事人李強、張沈川等的回憶文章。
我們到北京后，祝秀山幫助我們復印了大幾萬字的資料。這些資料異常珍貴，我們?nèi)绔@至寶，連夜閱讀，試圖從中尋找有關(guān)蔡威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和早期從事無線電工作的蛛絲馬跡。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我黨早期無線電創(chuàng)建人之一的張沈川回憶文章中找到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張沈川在回憶文章《“地下”無線電波》中寫道：“1930年9月，黨中央特科舉辦了一期集中的無線電培訓班，學員是上海、廣東、江蘇、湖南等省、市黨委選派來的，計廣東8人，江蘇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16人。”我們在中共早期無線電作者涂作潮回憶文章中也看到有關(guān)學員的來源說明，“學員是黨中央從廣東、湖南、福建、天津、上海等地選調(diào)來的。”
我們和祝秀山探討這“福建1人”時，認為大有文章可做。從時間和黨組織隸屬關(guān)系兩個方面來分析，蔡威1927年9月從福建回上海，在法南區(qū)找到黨組織后，就到有關(guān)無線電學校學習，并在同濟等大學進修相關(guān)的知識和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完全有可能進入黨中央選擇無線電學員的視野。另蔡威帶濃重福建口音的“官話”，讓人記憶深刻，倘若“福建1人”指的是學員籍貫的話，那么極有可能是蔡威。
從左至右：陳國秋、曹中、葉明祥
其實，這期無線電培訓班是上海黨中央“特科”舉辦的唯一集中的培訓班，由于多方原因遭敵破壞，史稱“福利公司事件”。我黨早期無線電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事件的親歷者張沈川在《“地下”無線電波》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的：“由于革命形勢的發(fā)展，革命根據(jù)地的逐漸擴大，1930年初夏，組織上要我擬定培訓20名無線電技術(shù)人員的計劃。我考慮：英租界是商業(yè)區(qū)，來往人多，情況復雜，較易隱蔽，可開設(shè)兩個電料行，向主管部門登記，領(lǐng)取營業(yè)執(zhí)照，老板、店員、學徒都以合法身份，經(jīng)銷電燈泡等電器用品，代裝代修電燈、自來水管和收音機等。學員分住兩店，白天照常營業(yè)，深夜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shù)。如一店遭到敵人破壞，還有一店。可是，領(lǐng)導人顧順章一再強調(diào)法租界巡捕房內(nèi)有一可靠的內(nèi)線，如果在法租界設(shè)立的機關(guān)發(fā)生問題，他定會事先知道，可以采取措施來應對。于是，由顧順章決定在法租界巨籟達路(現(xiàn)巨鹿路)四成里12號租賃一幢石庫門三層樓房屋，開辦無線電集訓班。對外裝做私營企業(yè)，門口掛著‘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領(lǐng)導人顧順章，實際負責人是李強，兼管機務，我管報務，吳克堅管組織和經(jīng)費。從蘇聯(lián)學習無線電回國的涂作潮、方仲如等6人都參加了集訓班的教學和領(lǐng)導工作。方仲如教電網(wǎng)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等。沈侃夫教機務。由于隱蔽不周密，敵探先后兩次進廠偵察，顧順章思想麻痹，不但不考慮敵情，采取措施，反而要大家安心學習。為了安全，我主動將廠內(nèi)的進步書刊和六屆三中全會文件(反立三路線)21份轉(zhuǎn)移到我的住處。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強、毛齊華、吳克堅、涂作潮、宋濂、伍云甫、曾三等不在工廠，我在二樓前樓教收發(fā)報，10多個學員在練習收報，中外偵探五六人，突然闖上樓來，看我是教員，兩個持槍的偵探把槍口對準我，其他偵探在全廠搜查，將我們學習用的電鍵、干電池、耳機、蜂鳴器等拿作‘罪證’。我和方仲如等20人被捕，押到法租界巡捕房，都被審訊一次，當晚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案情是共產(chǎn)黨無線電通訊機關(guān)。同年底，被押解南京小營子陸軍監(jiān)獄。1931年2月，轉(zhuǎn)押中央軍人監(jiān)獄。在四個月內(nèi)，被敵軍事法庭幾次嚴刑拷打，20人中無一承認是共產(chǎn)黨員，未泄露黨的任何機密。但終被敵軍事法庭強行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之求全責備，判處17人有期徒刑九年十個月，3人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均不發(fā)判決書，也不準上訴。這次事件中被捕的20名工學人員于1938年被組織營救出獄，其中4人病故。”
關(guān)于“福建1人”是否指蔡威，我們還會追蹤求證!因為這20個被捕人員名單和籍貫應該是有案可查的。如果這20人名單中沒有蔡威，或沒有福建籍的學員，那么就可能證實我們的分析推論，當時蔡威屬于未被捕的學員，而得以隱蔽。當然還要有相關(guān)的佐證材料。
我們在與祝秀山交流中，他提到前幾年協(xié)助國家安全部調(diào)查錢壯飛在上海“特科”打入敵人內(nèi)部的情況時，有涉及到蔡威的一些線索。應我們的要求，祝秀山幫助銜接了國家安全部有關(guān)研究人員劉毅大姐。期間，我們?nèi)ズ瘒野踩空埥套稍儾掏谏虾＿M入無線電培訓班的情況，得到國家安全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并回函提供相關(guān)依據(jù)材料。這次我們帶著請教的愿望專程拜訪了劉毅研究員。
劉毅大姐清秀端莊，是一位嚴謹?shù)膶W者，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十分認真，查對了國家安全部在這一段歷史的檔案資料，并逐一解答。其中關(guān)于蔡威是否屬于“特科”的無線電培訓班學員問題上，我們作了探討。鑒于國家安全部手頭掌握有關(guān)蔡威資料甚少，劉大姐表示今后若有新的資料發(fā)現(xiàn)一定提供給我們。劉毅大姐的謙和、嚴謹、負責的工作態(tài)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蔡威屬于“特科”嗎?
蔡威于1925年初至1926年底和1927年9月至1931年10月，兩個時間段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時間長達近六年，1923年至1924年在寧波時還往返于寧波上海之間。上海是蔡威短暫的革命生涯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部分的脈絡未理清，有關(guān)蔡威的研究就無法深入，《蔡威傳》就更無從入手。這個問題一直成為我們研究蔡威的一大難題。
2007年，我們就順著有關(guān)蔡威在上?；顒拥纳倭烤€索，找到上海市閘北區(qū)黨史辦蔣明寶科長，與他溝通有關(guān)蔡威的情況，請他幫助查找蔡威或蔡澤鏛在上海閘北區(qū)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有關(guān)資料。蔣明寶幫助查找了中共閘北組織史等，未發(fā)現(xiàn)有蔡威或蔡澤鏛的記載。葉明祥同志曾專程到上海，在上海市檔案館里進行了仔細的查閱，也未找到相關(guān)線索。
這次我們從“特科”的角度入手，先是和國家安全部劉毅研究員探討，而后通過劉毅大姐的幫助找到上海市國安局教育館負責人曹中研究員。在上海，我們參觀了上海東方綠舟的國家安全部教育館，系統(tǒng)地了解1927年11月黨中央“特科”成立以來黨內(nèi)安全保衛(wèi)和無線電通訊發(fā)展工作，在通訊科部分只有一個小櫥窗擺著電臺收發(fā)報機和收電文稿等幾樣東西。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們駐足細細查看了每一件展品，神秘而又威名遠揚的“特科”無線電培訓的“家當”竟然如此之簡單。這就是我黨、我軍的無線電通訊發(fā)展的源頭。
右一劉毅，左一葉明祥 左二陳國秋
接著，我們又通過上海市安全局王科長的幫助，順著“特科”的線索找到位于上海康平路141號的上海市黨史辦。上海市黨史辦一處負責人沈建中研究員接待了我們，沈建中衣著樸素，言語不多，是一個典型的學者。當我們說明來意后，他向我們贈送了《上海中共黨組織建設(shè)史》《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等專著。沈建中長期從事上海地方史研究，參與了這兩本書的編寫，情況十分熟悉。我們提出請他關(guān)注上海黨中央“特科”這方面資料，并從中幫助查找有關(guān)蔡威的活動線索，沈建中表示一定支持。
《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酚嘘P(guān)“特科”章節(jié)里表明“特科”是一個高度保密而又重要的機構(gòu)，創(chuàng)建于1927年11月，是黨的政治保衛(wèi)機構(gòu)，專門從事情報保衛(wèi)工作。“特科”下設(shè)總務、情報、保衛(wèi)、無線電通訊四科。其中無線電通訊科于1928年增設(shè)，負責電臺、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通訊聯(lián)絡工作，首任科長李強。由于“特科”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的第一個集中的無線電培訓班遭到破壞，同時也由于顧順章事件的影響，1932年后，無線電培訓和電臺工作脫離“特科”轉(zhuǎn)交中央書記處?！?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愤@本書出版于2006年7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是正版的中共黨史權(quán)威書籍，關(guān)于“特科”的無線電通訊科時間段寫得十分明確，即從1928年起至1932年止，這五年的時間，上海黨中央無線電通訊培訓均屬于“特科”的范疇。蔡威1927年8月到上海，在上海法南區(qū)找到黨組織，一直在上海，1931年參加黨中央無線電培訓班，直到1931年10月，被黨中央派往鄂豫皖蘇區(qū)創(chuàng)建電臺。從這個時間段上來看，蔡威確信無疑屬于上海黨中央“特科”!
不僅如此，這期間還留下眾多有價值的跟蹤線索：
其一，1927年9月，蔡威在上海法南區(qū)找到黨組織，并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其時正值我黨在上海創(chuàng)建無線電通訊工作，李強受命創(chuàng)建無線電電臺，隨后張沈川學習無線電收發(fā)報，李強的電臺機務和創(chuàng)建電臺的地點多在法南區(qū)，張沈川就是法南區(qū)街道支部書記，而且李強、張沈川采取分散和上門的辦法，秘密培訓了我黨第一批無線電通訊人員，如黃光英、王子綱、伍云甫、曾三等人，那么蔡威是否也受訓于李強、張沈川呢?我們分析蔡威受訓于李強或參與創(chuàng)建無線電臺研制的可能性極大。特別是蔡威的無線電機務工作幾乎可用“精通”來形容，是否得益于上海受訓?
其二，相關(guān)資料表明，蔡威和曾三是“老友”“老相識”，而曾三受訓于張沈川之后，留在上海黨中央電臺工作，于1931年3月被派往江西蘇區(qū)，他能與蔡威相識并成為“老友”的時間段只能在1929年至1933年3月從事無線電培訓和電臺工作期間。原國家外交部副部長、總參三部副部長馬文波將軍在回憶文章中清楚地提到，蔡威本人告訴他說，曾在上海黨中央周恩來直接領(lǐng)導下工作。此時，蔡威是否和曾三也在黨中央的電臺工作呢?
其三，1930年9月，黨中央“特科”舉辦了第一期集中的培訓班，學員多由“上海、廣東、江蘇、湖南等省、市黨委選派來的，計廣東8人、江蘇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16人。”如前所述這“福建1人”極有可能是蔡威。巧的是，總參某部出版的《來自歷史深處的報告》書中，有關(guān)蔡威簡介里寫道“1930年在黨中央無線電訓練班學習”。
其四，1931年上半年，與宋侃夫認識于無線電培訓班，同年9月與王子綱認識。1931年10月，與王子綱一起受命派往鄂豫皖蘇區(qū)創(chuàng)建電臺。王子綱與蔡威作為一組人員派往蘇區(qū)，在搭檔上黨中央不僅精心考慮，而且掌握了他們各自專長。王子綱電臺報務技術(shù)嫻熟，而蔡威電臺機務技術(shù)精通，這是一對最佳組合。從另一側(cè)面也反映了蔡威在上海電臺機務方面的培訓和相關(guān)理論功底的扎實。
此外還有外圍的資料佐證。閩東籍老鄉(xiāng)共產(chǎn)黨員周澤萬、林國章同志證明材料表明，蔡威在上海上過“亞美無線電學校”和參加過“法租界無線電培訓班”，并在舅舅林振翰的別墅里可能從事無線電電臺組裝試驗，因線短路失火，而引來國民黨警察的搜查。蔡威常常向家里要大量經(jīng)費，并變賣舅舅林振翰家里值錢財物，可能作為購買無線電器材和試驗之用。
更為巧合的是，在“特科”集中的無線電培訓班遭敵破壞后的這段時間，蔡威正好隱蔽在周澤萬真如寓所兩個月。隨后的顧順章事件中蔡威又巧妙避開了國民黨警察的搜捕。
從上述情況分析，我們大致可排出蔡威1927年9月從福州趕赴上海從事地下革命的時間表：
1927年9月，從福州回上海，在法南區(qū)找到黨組織，以在上海同濟大學求學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可能受訓于李強，同時參加李強的研制電臺工作;
1930年認識曾三，并與曾三一起在周恩來領(lǐng)導的黨中央電臺工作;
1930年9月，可能參加黨中央“特科”集中的無線電培訓班，培訓班遭敵破壞后隱蔽在閩東籍老鄉(xiāng)共產(chǎn)黨員周澤萬的真如寓所;
1931年上半年，在無線電培訓班認識宋侃夫;
同年9月，認識王子綱，10月與王子綱受命赴鄂豫皖蘇區(qū)創(chuàng)建無線電電臺。
當然，這個時間表和蔡威從事地下無線電工作的大體情況需要更加充分的史料支撐。
北京、上海之行，我們打開塵封已久的記憶，厘清了我黨早期無線電通訊和我軍無線電通訊的總體脈絡，也理清了蔡威在這個背景之下從事無線電工作的大致線條，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發(fā)現(xiàn)! □陳國秋
